比如，冯友兰在《新事论》中，对于家庭和女性的观念就有一些这类意思，冯友兰就曾设想过，应当重新让女性回到家庭之中，后起的大陆新儒学者学到了这一点。
按《周易·蒙卦》第一爻：发蒙，利用（于）刑人，用说（脱）桎梏。但哈贝马斯的观点也存在着错误：他误以为迄今为止的启蒙和现代化之所以出现问题，是由于观念上的主体性范式（subjective paradigm）。
[10]张志伟：《启蒙、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的复兴》，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》2015年第4期，第118-128页。今天的儒家，理应成为启蒙者。见《李大钊全集》第1册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47页。我们看后现代主义的观念，诸如解构普遍主义、基础主义、本质主义、逻各斯中心主义，诸如自我放逐、自我边缘化，其实都是在更彻底地强调个体的解放，也就是人的解放，这恰恰是启蒙承诺，即启蒙所许诺的解放的理想（the ideal of emancipation），而不是对启蒙精神的否定。而且，经过启蒙之后，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真正主体。
大致来说，人类社会经过这样三大阶段：古代社会（例如西方的古希腊、古罗马的时代，中国的商周时代）。近来竟有某些所谓儒家主张恢复三纲，这实在是儒家的耻辱。这正是现代性的最基本特征：个体性。
（二）儒家启蒙的时代意义 关于汉语的启蒙，笔者曾经在讨论儒教概念时指出：对于‘儒教一词的实际所指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解：一是指‘儒家的宗教（Confucian Religion）。启蒙的承诺就是个人的解放，这是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，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个体性。[30]参见卡西尔：《启蒙哲学》，第11页。这种心学传统不仅开辟了儒家形下学的现代化道路，如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。
如果没有自由，平等就是极权主义的温床。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不仅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，而且是人的本质要求。
[73]梁启超：《新民丛报》创刊号，1902年2月5日。所以，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，在反思启蒙的同时，并不是抛弃启蒙承诺，而是寻求一种新的、更彻底的启蒙，即更彻底的个体精神，亦即不再是以寻求具有普遍价值的形式结构为目的的实践展开，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历史考察，这些事件曾经引导我们建构自身，并把自身作为我们所为、所思及所言的主体来加以认识。有一些人特别具有敏锐的感悟能力，如艺术家、记者、思想家等，他们率先听见生活的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[53]。近来竟有某些所谓儒家为皇权专制辩护，认为那不是专制。
今天的儒家，理应成为启蒙者。[63]王艮：《王心斋全集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71-72页。具体来说：（1）生活方式的转换导致社会主体的转换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毋宁说是一种别样的儒家启蒙。
[24]这个原则就是个体的自由，即是启蒙承诺。这类似霍克海默（Max Horkheimer）、阿多诺（Theodor W. Adorno）所说的启蒙的辩证法（Dialektik der Aufkl?rung）：一方面，既有的启蒙思想的概念本身已经包含着今天随处可见的倒退的萌芽，幸福的因素本身变成了不幸的源泉[3]。
那里没有真正的个体、个人。因此，启蒙运动往往被叙述为阶级斗争、阶级解放。
[32]黄玉顺：《前主体性对话：对话与人的解放问题——评哈贝马斯对话伦理学》，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》2014年第5期。相反，假如所谓天然的情感是说的儒家的仁爱情感，假如所谓成见是指的儒家关于仁爱情感的见解，那么，柏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。社会主体的转变乃是社会生活方式转变的结果： 生活方式的演进乃是一切历史及观念史的本源。个体的我在这里是渺小的，它消失了。而另一方面，儒家仁爱中的一体之仁或博爱[88]，则是平等、民主等价值的天然情感基础。[12] 在康德看来，启蒙意味着人类摆脱自己所造成的不成熟状态。
[8]李泽厚：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，第34页。这种可能性之敞开，关键在于其心学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的某种紧张：一方面是良知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性。
上文说过，现代性的本质乃是个体性。[68]黄玉顺：《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》，《现代哲学》2015年第3期。
胡适谈到：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。[21]格特鲁德·希梅尔法布：《现代性之路：英法美启蒙运动之比较》，第3页。
说到维新儒家，必须提到严复。在这些国家，没有‘Kulturkampf（德国的文化斗争）那样的事发生，从而分散老百姓的注意力，并分化他们。恰恰相反，真正的儒者应当敞开胸襟，与其他启蒙者相互呼应，共同为人的解放努力。事实上，宋代以来的帝国后期，在中国内生现代性的背景下，儒家一直就在推进着自己的启蒙运动。
[74]这里的蒙昧时代是指的皇权帝国时代，蒙昧即指的皇权帝国意识形态，而人权的获得即是启蒙承诺——人的解放。女萝附着于松树，而形成帷幔一般的遮蔽，故引申出蒙蔽的含义。
在这方面，儒家也有突出的表现。[82][82]贺麟：《儒家思想的新开展》，见贺麟《文化与人生》，上海书店《民国丛书》第2编第43册，第1页。
史实表明，明清启蒙学术思潮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思想文化的主流。收入黄玉顺《儒教问题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。
[75]黄玉顺：《新文化运动百年祭：论儒学与人权——驳反孔非儒说》，《社会科学研究》2015年第4期。而且大言不惭地说，因为它们是成见，所以我们珍视它们。清代的颜元、李塨、戴震、庄存与、钱大昕、章学诚、汪中、焦循、方东树等人。[11]康德：《答复这个问题：什么是启蒙？》，见《历史理性批判文集》，第22页。
这就牵涉到现代性的问题。任何时代的观念转型，总如孟子所说的以先知觉后知，以先觉觉后觉[50]。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被启蒙者也是主体。在特定的生活方式中，人们总有一天是会觉醒的。
这里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历史事实：任何新时代的来临，总有先知先觉者。生活方式，梁漱溟谓之生活的样法，并以之为文化的源泉。